布鲁姆认为,前辈诗人由于在时间上先于后辈诗人进入历史,从而对后辈诗人的创作形成了一种阻碍力量,这种影响使后辈诗人产生无法摆脱的焦虑感。要克服这种“影响的焦虑”,后辈诗人就需要对前辈诗人及其作品进行创造性的“误读”与修正。他提出了六种“修正比”作为“误读”的具体实施,基于此,后辈诗人获得了最后的自我独立,夺回了诗歌想象力的空间,从而实现了足以与前辈诗人成果相抗衡的成就。[作者简介]王瑞,女,新疆伊犁人,伊犁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他于20世纪70年代创建了“误读”理论,并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误读理论颠覆了文学的“影响”观,同时也修正了文学中的“传统”观。在布鲁姆看来,“影响”(influence)不是前辈诗人对后辈诗人的引导、启发等促进性的影响,而是一种阻碍力量,作为传统而存在的前辈诗人及其成就影响以强大的父权力量遮蔽着后辈诗人的创造力,使后辈诗人产生无法摆脱的焦虑感。要克服这种“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就需要对前辈诗人的作品进行创造性的“误读”(misreading)与修正(revisionary)。一、影响在文学领域,“影响”通常被看做一种历时性的作用,即先在的前辈诗人或作家对后来者在文学创作上的启发与引导。在这一层面上,“影响”是作为一种健康积极的力量在文学领域发挥作用。很多文学批评家也是从这一层面主张文学创作应重视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艾略特认为,诗人只有在继承了传统的精髓之后才能达到自身的诗歌成就。本·琼生认为“模仿”“能够将另一位诗人的实质或财富转化为我所用的东西。选择一位超越其他人的大师,向他学习,一直到自己达到能与这样一位大师乱真的程度”。[1]27而布鲁姆却对传统意义上的“影响”观做了逆反式说明,他强调影响的负面效应,即“影响的焦虑”给诗人造成的压抑与阻碍。布鲁姆在他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973)、《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 1975)等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佛洛依德心理学中的“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系统地阐述了其独具特色的“影响”观及“误读”理论。布鲁姆认为,在诗歌史上由于后辈诗人是晚于前辈诗人进入历史中的,因此诗歌的想象力空间就被前辈诗人早一步占据。后辈诗人,作为迟来者,所进行的创作,包括主题和素材等的挖掘与选择,似乎都被前辈诗人创造过或运用过,因此,后辈诗人要想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诗歌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就成为一件难事。后辈诗人面对的是已经存在并且影响深远的传统,但其所感受到的不是传统给其提供的可供借鉴与启发之处,而是传统已经完成的成就带给他的束缚、压抑以及对其个体思维的瓦解。也就是说,“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1]8布鲁姆借用佛洛依德的理论,将这种情形描述为前辈诗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父亲般的传统,这一传统每时每刻都在给后人带来难以超越的巨大阴影,这种巨大的父权力量窒息着后辈诗人的一切创造力。由此,在前辈诗人巨大阴影笼罩下的后辈诗人对这种父权持有强烈的否定,对其产生了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情结。也就是说,要超越这种传统的阴影,后辈诗人就需要对前人的成果作品进行创造性的“误读”,通过这一来完成“弑父”,从而消除前辈的影响。二、误读布鲁姆通过考察文艺复兴以来的浪漫主义诗歌发现,“误读”是后来的强者诗人所采取的一种普遍性的对抗策略。这里的“误读”并不是指错误的阅读,它是指一种改进或者修正,是后辈诗人对前人成果进行的新的阐释、偏离与修正,是一种创造力。正是凭借这种创造性的“误读”,后辈诗人才能对前辈诗人进行超越,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比如“华兹华斯的诗是在弥尔顿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可以说是误读甚至是完全误读《利西达斯》的结果。雪莱的诗完全是误读华兹华斯诗的产物,而济慈的诗可以说是对弥尔顿与华兹华斯某些文本彻底误读的产物。丁尼生诗歌的戏剧性独白与他的四个前辈诗人争奇斗艳,以在语言方面展示了英语中最复杂的误读之一,而取得出色的成就。”[2]31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开始就指出“误读”的必然性。“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矫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释。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修正的历史,而没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1]3在布鲁姆看来,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充满抗争同时又不断被误读的历史。误读是文本阅读的必然,是成就新作的必然,是对文学“影响”观与“传统”观的颠覆与修正,同时这种颠覆与修正也使他的误读理论具备了坚实的逻辑基础。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误读”理论提出的目的在于纠正人们对于前后辈诗人关系的传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为切实可行的批评理论。因此,其创立了这一以“误读”为核心的“对抗式”的批评理论(antithetical criticism)。“误读”的根源在于后辈诗人在前辈诗人及其伟大成就对其造成的巨大影响与阻碍下的对自我生存状态的一种焦虑。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误读”理论的着眼点是放在后辈诗人中的强者身上,“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1]3布鲁姆“误读”理论的提出也与当代西方结构主义思潮密不可分。布鲁姆否定传统文论所持有的文本具有单一和固定意义的观点,认为文学文本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与巨大的意义空间,这就使误读成为可能,或者说成为必然,正如布鲁姆所说,一切对于文学文本的固定意义的解读都是一种幻想,换句话说,一切阅读实质上都是误读。三、修正为了描述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误读”的具体途径与,布鲁姆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六种“修正比”(revisionary ratio),“误读”理论正是通过这六种修正比得以实现的。这里的“修正”是对前人诗作的重新审视、重新评价、重新估量,从而对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对诗作的主题、中心和意义进行新的挖掘与探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再现对文本的理解。也可以说,这六种修生比成为布鲁姆厚今薄古的“修正”策略,是布鲁姆为后辈诗人创作出新的伟大诗作开的良方,为他系统性“弑父式”的修正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六种“修正比”分别是:(1)“克里纳门”(clinamen),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的误读;(2)“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和对偶”;(3)“克诺西斯”(kenosis),即一种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4)“魔鬼化”(demonization),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运动;(5)“阿斯克西斯”(askesis),即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6)“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或“死者的回归”。作为“误读”理论的实施,这六种“修正比”体现了诗歌创作中的后辈诗人和前辈诗人以及传统之间的既相联系又相的竞争关系。正如布鲁姆自己所说:“‘克里纳门’和‘苔瑟拉’的目的在于纠正和续完已逝者,‘克诺西斯’和‘魔鬼化’努力压抑对已逝者的记忆,而‘阿斯克西斯’则是竞争本身——与已逝者的殊死搏斗。”[1]123而后,布鲁姆在《误读图示》中进一步指出了与这六种“修正比”相对应的六种修辞手段,即反讽、提喻、转喻、夸张、暗喻及代喻。在布鲁姆看来,诗作的独特性乃至生命是由诗人的创造性决定的,而对修辞手段的运用正是诗人是否具有创造性的体现。同时,布鲁姆认为比喻是后辈诗人对抗前辈诗人所采取的心理防御手段,各种比喻与意象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意义,后辈诗人借此来防御和回应前辈诗作对其的影响。后辈诗人以此获得了最后的自我独立,夺回了诗歌想象力的空间,从而实现了足以与前辈诗人成果相抗衡的成就。至此,布鲁姆完成了他“影响-误读-修正”的诗歌理论。这一批评理论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从共时性或者历时性来探究文本之间以及作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后辈诗人的作品中追溯前人的影子,同时分析后辈诗人是怎样在自己的作品中误读、修正前辈诗人的,因此,布鲁姆的理论研究也可以被称作被一种“逆时性”批评或称“逆反诗学”。
人格心理学中强化是美国斯金纳提出的理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经过对人和动物的学习进行的长期实验研究,提出了强化理论,又叫操作条件反射理论。他所倡导的强化理论是以学习的强化原则为基础的关于理解和修正人的行为的一种学说。 “强化”这一观点在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桑代克的试误理论中都曾提到,但真正对“强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则是斯金纳 。在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中,强化指伴随于条件刺激物之后的无条件刺激的呈现,是一个行为前的、自然的、被动的、特定的过程 。在桑代克的试误理论中,强化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效果律——凡在一定情境中引起满意之感的动作就会和该情景发生联系,如果在遇到此情景,这一动作会比以前更容易出现。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中,强化是指伴随于行为之后以有助于该行为之后且有助于该行为重复出现的概率增加的事件 。强化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提出的一种理论。斯金纳是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 一, 他认为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 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 不利时, 这种行为就减弱或消失。人们可以用这种正强化或负强化的办法来影响行为的后果, 从而修正其行为, 这就是强化理论, 也叫做行为修正理论。 强化行为作用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强化贯穿其中,他认为行为之所以发生变化就是因为强化的作用,对强化的控制就是对行为的控制。 操作性行为的建立斯金纳利用斯金纳箱对白鼠的操作性行为进行研究,从中得出操作性行为建立的规律,即“如果一个操作行为发生后,接着给予一个强化刺激,那么其强度就增加”。行为的关键在于操作及其强化依随。 比如:孩子偶尔叫一声“妈”,妈妈变报以微笑和爱抚,于是孩子学会了叫“妈妈”。 操作性行为的维持维持就是行为的保持。操作性条件作用形成后,为了永久保持所获得的行为,应当逐渐减少强化的频次,或者使强化变得不可预测。 比如:一个学生每次解答完数学题,老师都给予表扬。根据维持原则,如果逐渐增加解答题数才给予表扬,并且以随机的时间间隔给予表扬,那么他就可能在老师没有给予强化或给以很小的强化的情况下,仍能够长时间解答数学题。 操作性行为的消退如果一个已经通过条件化而增强的操作性行为发生之后,没有强化刺激物出现,它的力量就会减弱。行为消退的关键也在于强化。 比如:学生某一良好的反应未能受到老师充分关注和表扬,学生最终便会放弃做出良好反应的努力。 操作性行为的分化分化是指通过安排强化动物条件反应的某个特征,如速度、持续时间等,动物可组件形成有选择性的反应。分化的关键因素也是强化。 比如:斯金纳在训练白鼠的压杆力量实验中,先是强化动物任何理量的压杆行为,然后制定一个较低的力量标准,只有超过这一标准的反应才予以强化,低于这一标准便遵从消退原理而消退。此后逐步提高压杆力量标准,分别予以强化和不强化,如此可以训练动物以较强的理量做出压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