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这个病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心情也很平淡，也听从医生的意见，马上进行康复训练，由于我们是在一个小县城生活，条件非常有限，找到一个医生愿意
给他进行康复训练，也只有一节课，认知训练，经过一个月的训练以后，我们又去了重庆儿童医院，这次是特需门诊看自闭症方面的专家，经过观察测评，给出的意见是中度孤独症，当时我就蒙了，觉得天都要塌了，只听见小孩爸爸在跟专家交谈。
当时是挂的两个号，又去看了个康复老师的号，当我把小孩的病历给她，说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自闭症时，她直摇头，自闭症不好办哟，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当医生呼小孩名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把医生看到，医生就说应该是发育迟缓，你看呼名有反应。当时我又从地狱到达了天堂！任然建议继续康复。
又回家继续康复，在这期间又发生一系列的家庭矛盾，小孩爷爷奶奶始终认为没问题，小孩是贵人语迟，不肯配合小孩的家庭干预，更可怕的是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康复。一个家庭里一个人孤军作战是很心酸跟辛苦的，现在都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
3个月以后我们又一次去了重庆儿童医院，这次直接下的诊断是孤独症轻到中度之间。看着孩子可爱的面容，心情都是灰暗的，不晓得何时才是尽头？
有了这样的小孩，除了坚强还是只有坚强，因为他除了父母可以依靠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不帮助他，又有谁能帮助他呢，所以，除了医院的认知训练以外，我们就看书，听课，选择适合小孩的家庭干预，就这样坚持到2岁11个月，康复一年了，眼神，呼名不应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改变，也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了。
今年的计划是半天幼儿园，半天训练，下午一节认知训练，一节感统训练。已经上幼儿园两个星期了，老师说知道排队了，对于普通的3岁小孩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对于我们谱系的小孩来说是很大的进步，当时就觉得空气都是甜的，只要有进步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最后想跟有谱系小孩的宝妈说，不要慌不要乱，要合理的安排工作生活，结合实际，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我们有一个好的生活，才有精力去照顾、帮助我们的小孩，谱系小孩的家长们，相信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小孩也可以，勇敢的成长，虽然道路艰辛，但也一样能结成胜利的果实。
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在地方为“”，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华夏”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华夏”之外，则为“四夷”。
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辩”，包含着歧视“四夷”的思想，“内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句古训，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实际上，古代“四夷”与“”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从来不是与外国的对立和。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摒弃所谓长城外、柳条边是古代国界之类的误解和曲解。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清军入据北京，顺治帝告祭天地，称大清“兹定鼎燕京，以绥”，向天下郑重昭示，正式成为的主人。
清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之主。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
但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则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
虽然早在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对汉人的怀柔政策，开“博学鸿儒科”、开“明史局”，六下江南亲自祭拜朱元璋，但仍无法彻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特别是士人中的敌对情绪，一些人仍在叫嚷“夷夏秩序”，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清朝统治，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
曾静应试时，得到大儒吕留良评点的时评文章，见到论述“夷夏之防”等语非常赞叹。曾静派门人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因为吕留良已经去世，其家人把吕留良的遗书全部交予张熙，曾静见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愈加倾信。
当时雍正帝正在整治“八爷党”，曾静以为清朝末运已至，顿时上来了一股书生气，派张熙去游说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张熙，并亲自审理。
雍正认为仅仅惩治一个曾静，并不能改变汉人的反清观念，于是他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亲自做工作，竟然说通了曾静这个书，曾静亲自到江南地区宣扬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为清廷做“工作”，但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吕氏一门，雍正则大加诛戮，吕留良遗著全部焚毁。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满洲人出身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汉人所尊崇的亚圣孟子也讲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雍正继续讲到，韩愈有言：“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也，则之”，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是以文化定位的。
雍正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中外一家之政也”。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
《大义觉迷录》除了辩白“华夷之争”，还谈到了当时不少宫廷秘史，这是雍正刊印此书的一个败笔。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怀疑雍正帝位来之不正，他说的话不管正确不正确，人们都不愿意相信。
乾隆继位后，觉得雍正有些矫枉过正了，宫廷密事、君臣对话到处乱传，恐怕会以讹传讹，所以乾隆采取最简单粗暴的，直接禁止了这本书，并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
但是乾隆以后，经过百余年融合，广大汉人们在心里上已经趋于认同清朝为“本国”，满汉融合得到了加强。至清中后期，在心中，清朝皇帝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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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承认其实现在教育界有不少问题，要不然国家也不会一直都强调教育改革，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一线老师，感觉这些教育问题都是一线老师造成的。我也承认一线老师有那么些不负责任的，但是他们对当前教育问题的责任应该负多大责任呢？一线老师只是教育的底层执行者。真正影响巨大的是教育行业的那些大佬们，手握着教育资源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专家们。他们才是教育改革的掌舵人和引导者。
我之前就说过，我是参与过高考阅卷的，我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不可能出现某一个老师他想违规就能违规的，阅卷流程是严谨的，是互相监督的。
但是这次让我心寒的不是核心人物——作文组组长、专家陈建新违规情况的曝光，而是每次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把这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这一个人身上。他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他不应该承担所有责任。
专家陈建新能够这么熟练的进行违规操作，如果不是被人举报，估计还会继续违规操作下去，而且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违规了；同时他一个人能够跨越整个严谨的阅卷流程而为所欲为，我相信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是一个团队在战斗。可以这么说，这个阅卷流程的践踏已经出现了团伙作案，而陈建新只是这个团伙的代言人而已。如果今天只处罚了陈建新，以后还会出现张建新，李建新，王建新。。。。。。因为只要团伙不倒，那么代言人会不断的涌现。
而尴尬的是这些团伙成员肯定不可能是一线普通老师，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能力接触核心内容。可以基本判断这些团伙成员应该都属于教育行业的那些大佬们，手握着教育资源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专家们中的人。有话语权，有能量，能呼风唤雨，能指鹿为马。
现在就看看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对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力度了，毕竟这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到底还有哪些教育大牛牵扯其中？到底是哪些人积极推荐陈教授承担高考阅卷工作达21年之久？
作为教育管理部门我觉得今后真的应该更加重视严肃的去管理这些教育大牛们，毕竟一线老师已经被无数的条条框框“安排”的相对“老实”了。但约束大牛的“条条框框”几乎形同虚设。
我不希望举报这个模式成为约束大牛们的唯一有效手段。教育管理部门需要主动动起来，负起责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