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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国内市场是可以购买的，比如医疗险和一些意外险均可，但是人寿保险就要看具体公司如何审核了。一般来说在一些小公司购买，问题都不大。 至于，您说的理赔问题，不要担心，只要你购买上了保险，而且满了2年，在两年期间保险公司没有发现，就会有一个不可抗辩条款保护您的权益。 以下是我搜集到的一个国外的规定，在国外一般都是不能购买的，您可以了解一下原因。 在澳大利亚，有抑郁症、失眠症病史的人是不能够购买保险的。专家指出，保险公司的这种做法是对这一群体的体制性歧视。 澳大利亚抑郁症与焦虑症倡议志愿组织Beyondblue协同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协会作出报告指出，许多保险公司拒绝向抑郁症者或焦虑症者提供收入保护、寿险、个人健康保险、旅行保险，在有些案例中甚至称他们有风险。报告强调指出，许多非常轻微的抑郁症者被归到严重的心理疾病一类，它们被放到和精神症、精神变态同等的位置，并作为拒绝为其提供保险的依据，或者收取高昂的保费。调研涉及的500人中，45%被拒绝提供收入保障，36%被拒绝提供寿险。 即便是那些得以购买保险的，许多都在心理疾病相关的索赔条款遭遇例外处理。受调人称，在被保险公司员工直言不讳地询问“你目前有倾向吗？”或“你在今后的一年中有计划吗”等问题时，他们深感受侮辱和侵犯。即使病情是数十年前的事，哪怕客户的医生作出证明，当事人的正常功能未受影响，他们还是经常被拒绝。一位经纪人对客户说，太多人以抑郁症的名义提出索赔，保险公司无力承担，尤其是因为抑郁的病情很容易伪装。 非营利机构Beyondblue的负责人Kate Carnell女士说，保险公司的做法是歧视性的，并且无根无据。“有些情况我们认为完全不是心理疾病。在有些案例里，客户因为失眠症或承受压力而被拒。谁没承受过压力？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保险公司以精算数据为依据，不给某些人保险是讲得通的，然而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却是不合理的，这种做法全然不考虑人们通过治疗可以变得状态稳定，能够和其他人一样正常生活。” 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协会会长Frank Quinlan谈道，报告展示了心理疾病患者受到歧视的现状：“如果一个人感到他在买保险或求职中受到歧视，那势必影响他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寻求帮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鼓励人们与他人交谈，坦诚地向他人求助，而现在的系统性壁垒却在起阻碍作用。” 【慧择提示】澳大利亚保险业协会发言人Chris Sealey表示，协会加入了金融服务部长Bill Shorten先生的心理健康与保险工作组，后者正致力于调查心理健康与歧视问题，并作为广义的保险改革的一部分内容。他还说到：“工作组正在考虑与医学专家合作的事，以便持续地开展针对心理疾病问题的评估，从而建立可靠的数据库。保险公司不得为他们无法评估的风险定价。举例来说，目前所使用的术语‘抑郁’包含了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状态，保险公司并没有能力评估抑郁复发的可能性。”
如果是轻度的抑郁症，隐瞒求职我认为也无可厚非，在现在的社会生活的大环境里，工作生活的压力好多人都潜在的滋生了抑郁的症状，近几年因为抑郁症而失去生命的人一个又一个！而已经抑郁的人未必就能清楚的认识自己的这个问题，原来在病房里就见过这种病人，也整天嘻嘻哈哈，身体健康的很，但你要问他为什么来医院，就感觉活着没意思！人就这样陷到一个坑里出不来，越使劲陷得越深，直到你对生命毫无留恋！希望大家放松自己！珍惜自己！
现实中的全职妈妈要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能力，相信全职妈妈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有精神病史影响考事业编制吗？怎么说呢，就我了解的情况，精神病史对于报考事业编制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同时这种影响又不是存在于每一个看那个福后全包括事业编制的患者身上。
其实有精神病史的人，也有很多是可以正常生活的，一些人可能很多年都没有发病，一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发病。所以，从社会能力和工作能力上讲，一些恢复很好的患者朋友是完全有能力胜任事业单位的工作的。
但是现实中患者朋友确实有很多没办法行使自己选择就业最基本权利的情况。有人说这是事业单位对报考人员的基本要求，但我倒是觉得这种要求本身就存在一些歧视色彩。
曾经有一名年轻的女患者，在高中的时候换过抑郁症，休学治疗完全缓解后又回到了学校完成了高中学业，参加了高考。大学毕业后也是报名参加了本地的事业单位招考，但在进入面试前被告知曾经得过抑郁症，不符合相关规定。家属还来找过我这个医生，问问是不是有人来医院查患者病历。我说没有，一般也只有公检法部门才有权利在出具单位介绍信的前提下调取患者病历。所以，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患者多年前的就医经历是通过哪里查到的。
还有一名更优秀的患者，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但发病后休息了几年一直坚持治疗。后来也达到了完全缓解的程度，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前年来告诉我，通过人才引进，进入了当地的事业单位，成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教师。她的诊断还要严重于抑郁症，但确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还真说不好会不会出现影响。只能说，影响是存在的，但对每个人的影响可能各不相同。
如果患者的精神疾病已经达到了完全缓解的程度，那不就是说患者可以完全恢复社会功能，那为什么不能给患者一个回归生活的机会呢？我们是不是对于患者朋友还是存在歧视呢？这种歧视是不是广泛存在呢？
